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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南京的篆刻展览(中)(图文)

来源:《中国书画报》    点击数:    文章作者:苏金海

二、作者的构成与作品内容

从本文所列举的篆刻参展作者名单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篆刻作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行业,老中青济济一堂。凡是居住在南京市的书法篆刻家都参加“南京市书法印章作品展览”,没有像后来按作者所属单位的级别和归属将作者割裂成“省直”、“南京市”两大板块的现象。江苏省及北京市的许多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印坛名家,如谈月色、丁吉甫、金禹民、娄师白、刘博琴、陈大羽、张寒月、黄养辉、蔡易庵、孙龙父、秦士蔚、王一羽、桑宝松、蔡谨士等人经过“文革”的劫难没有消沉,依然坚持篆刻创作。正是由于他们的身体力行,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中青年印人继承传统印学,开启当代篆刻艺术的新局面。当年的青年作者王冰石、王光明、刘云鹤、朱寿友、言恭达、苏金海、祝竹、徐利明、徐畅、黄惇、蒋永义等人,现在均已成为江苏省书法篆刻创作和印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

20世纪70年代参加篆刻展览的作品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全部展示闲章,不展示姓名、斋馆、鉴藏等实用类的印章。闲章作品的内容也是以毛主席诗词文句、鲁迅诗句、老一辈革命家诗句(如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以及政治运动标语口号为主体。当时的优秀作品有刻《毛主席诗词》文句类的,如丁吉甫的“到处莺歌燕舞”、金禹民的“江山如此多娇”(图1)、王冰石的“漫江碧透”、秦士蔚的“寂寞嫦娥舒广袖”、郁文盛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徐人月的“指点江山”、日本中岛蓝川的“人生易老天难老”等;刻鲁迅诗句类的有日本梅舒适的“金风萧瑟”(图2)、日本福田芳园的“聚义群雄”等;刻周总理诗句的有武中奇的“相思又一年”;刻陈毅诗句的有王一羽的“大雪压青松”等;刻标语口号的有陈大羽的“广阔天地炼红心”(图3)、黄养辉的“深切怀念周总理”、宋朗的“五七指示放光芒”、胡舜庆的“向阳院好”、桑宝松的“拥护华主席”、丁家惠的“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黄惇的“当代愚公”、徐畅的“毛主席万岁”、苏金海的“自力更生”等。20世纪70年代的印屏设计和展览形式十分简朴,印人大多重视作品的质量,而不大在意印屏的装饰。篆刻作品都是托裱后装镜框展出。作品题签大多为作者本人题写,但也有不少人是请老师或名家代题,甚至还有人将名家的题签摹刻上石反复使用,在当时似乎是一种风尚。它一方面体现了青年作者对老师或前辈名家的敬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老师或前辈名家对弟子、后学的关爱和提携之情,他们之间的感情是淳朴而真诚的。江苏及南京地区的传统印学底蕴深厚,尽管在“文革”期间,广大的篆刻家和爱好者入印文字仍然能够坚持使用规范化的各体篆文,而极少有人使用简体字入印,这是江苏印坛的一大特色,也是江苏印人对当代篆刻健康发展所作出的一项可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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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的征集与评选

20世纪70年代,书法家协会尚未成立,也没有专业报刊(《书法》杂志虽已创刊,但那时还没有刊登展览广告的功能),书法篆刻展览的作品只能采用下列几种方式进行征集:1、广告征集。展览策划者将“征稿通知”张贴在主办单位附近的广告栏或报栏中,直接向群众征集作品。1978年7月举办的“南京市书法印章作品展览”的征稿消息,就是笔者在新街口南京日报社的报栏上看到的;2、群众团体征集。展览策划者通过各级工会、妇联、团委及文化馆、站向下属单位或辖区里的爱好者征集作品;3、师友相互转告。如果说前两种征集方式是面向一般爱好者的话,“师友相互转告”方式则可说是面向“业内人士”了,这有点近似于今日的书法篆刻组织向所属会员征集作品的办法。1973年7月举办的“南京市鼓楼区书法印章展览”和 1977年2月举办的“南京市中小学师生美术作品展览”的消息,便是冯仲华(林散之先生的高足,现居安庆)和徐畅先生向笔者转告的。关于作品的评选,鉴于当时没有书法篆刻组织,也没有“评委会”这样的机构,评选办法一般是由主办单位邀请几位资深的书法篆刻名家根据投稿者的艺术水平而确定参展人选,不搞评奖,根本不存在现今的一些“拉关系、走后门”现象。20世纪70年代,书家、印人对名利普遍采取的态度是淡漠,对作品也没有丝毫的市场观念。相比较而言,那时的作品评选还是相当公正的。以笔者为例,1973年7月举办的“南京市鼓楼区书法印章作品展览”的征稿消息是我的同事冯仲华先生转告给我的,我将一幅用苏(轼)体楷书写成的毛主席诗词习作交由冯先生代转主办单位,结果还是名落孙山。事后我分析原因,主要是我的习作水平太差,用印质量过低听致。主办单位并未因为是冯先生代送的稿件而降格以求。对于评选的结果,大家都会以平常心待之;而从未发生过什么“投诉”、“谩骂”、“抄袭”之类的风波。展览的经费由主办单位负责筹措,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四、展览的场馆与宣传

现在50岁以上的南京人大概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南京专门用于书画艺术展览的场馆较少,主要有江苏省美术馆、工人文化宫展览馆、玄武湖公园樱洲展览馆、莫愁湖公园展览馆、鼓楼公园展览馆。本文所列诸项展览均在上述场馆举办。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展览场馆有的早已被拆除,有的已被南京博物院、南京美术馆、江苏省国画院展览馆、养墨堂美术馆、更斯艺术馆等新建的公私展览馆所取代,只有历史悠久的江苏省美术馆仍然保持着它的独尊地位,继续发挥应有作用。

20世纪70年代,我国正处于“文革”后期和“文革”刚刚结束这一特殊时期,书画篆刻家们虽然重获新生,但仍然心有余悸,不敢追求名利、进行个人宣传,再加上当时经济极度落后,因此绝大多数的展览既不印名册也不在报刊上发表消息或评介文章,更遑论出版作品集!年龄和单位,而不署任何职务。“旧本现代书法展览”在北京开幕后,《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分别发表了署名文章加以评介,充分肯定了此展的历史意义:“通过书法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情谊,这是两国人民同心欢庆的喜事。"(1)“最近在首都举行的日本现代书法展览是中日两国书法交流的又一成果。"(2)(待续)

注释:

(1)叶之余《日本现代书法展览》,载1977年6月23日《光明日报》。

(2)向光《日本的书法艺术》,载1977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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