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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韩登安二三事(图文)

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    文章作者:章国霖

韩登安像.jpg

登安先生像

回顾我于解放初期拜识先生,滥竽门墙,至今不觉五十多年了。上世纪50年代我迁居上海,得先生面诲的机会少了,有时因事去杭,必拜望先生借聆教益,平时则全仗通信为主。对于先生历来的指教,惟有铭记在心,今逢先生百年诞辰,回忆昔年先生于艺事、生活、遭遇、体况等方面的往事,记述若干则,借志纪念。

五十五年与印篆艺术同在

登安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幼年读过私塾,少年时代做过铁工厂学徒,因病辞退,17岁便以刻印润资收入自赡,这在很多有关先生的文章上提过,不需赘述。惟记得约在1971年我拜访先生,他说:“我17岁开始刻印面世,至今五十年来我是刻了不少,再加为印社尽了些力,身体早已不行,我从17岁刻到70岁也够了,交代得过了,就封刀了吧!”话虽这样说,但只是先生的愿望,作为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已经成为“公众人物”,总有人不断地来求他的作品,身不由己,欲罢不能,过了70岁,还是封不了刀,直到他72岁去世的当月,都还没有停刀。

逆境中的登安先生(之一)

登安先生一生兢兢业业,其前半生职业为公务员(1923年2月—1949年5月),从小员司至科长秘书,历26年之久,同时与篆刻书画艺术生涯并行,兼及对西泠印社的护持、延续及发展,贯穿始终其一生,尽其精力财力、任劳任怨,德艺双馨,至堪钦敬。

登安先生为人谦虚谨慎,温良恭让,遇事往往逆来顺受,所以有时境况不免为难。他解放前任职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解放后,作为旧政府人员,1951年7月入杭州虎跑管训班学习。1953年春管训班结业回家闲居,发现患了肺结核病,境况困窘,所以王福庵先生资助他将所刻《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四十余石拓印成谱售出,以补日用开支;还有上海高络园老人有时请他刻印,酬以润资,也是帮助他的意思。1954年,先生以肺疾咳血,犹为南山公墓写墓碑文字,也为王星记扇庄写过扇面,所得皆微薄,小补生活而已。至1956年方为浙江省文史馆聘为馆员,每月津贴44元,因未满60岁,按文史馆规定尚没有公费医疗待遇,但总算基本上有了生活费,稍舒困境。

逆境中的登安先生(之二)

据先生自述:“我自幼就爱印社,经常登临观赏游览。1933年间,创办人几个老先生邀我加入为社友,而社友之中大多数是父执,分外亲切。战后和解放前,诸位社中长者又公推我在杭者多负些责任,实际上是叫我设法负责整修全部房屋,我是花费了相当的精力和财力的。”

1957年省文化局嘱恢复西泠印社营业部,1959年市文化局嘱筹办湖滨门市部,业务工作进行都以先生为主,先生对印社感情深厚,不惜精力财力服务于印社,终将营业部、门市部都办了起来。

1960年10月,街道动员先生去农场工作,他去了余杭。1961年2月调回杭州,因病在家休养,彼时先生还是印社人员,在协助印社动员捐献藏品,积极参与筹组60周年大庆各项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逆境中的登安先生(之三)

西泠印社有一处胜迹曰:“湖山最胜处”,此名命于印社诚不可夺,乃遍历西湖各处,确以西泠印社不惟可以纵览全湖山光水色,而且亦最具人文雅韵,身处其境者心旷神怡,尘虑皆消,故自古游人雅客留连不绝,湖山最胜处洵非虚誉。

然自解放后,尤以“事件”时期,视印社为消蚀革命意志、“封资修”之渊薮,游人裹足避地。岂似今日之西湖,游人为织,印社亦随印学文化之受重视爱好而形成胜地,先后真不可同日而语矣!面对今日印社之兴盛,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社形同停顿。1956年,先生奉省文化局之命,筹备恢复印社活动,筹办金石书画供应,在山川雨露图书室设立营业部,先生就在该室办公兼营业事务,惨淡经营。一次我去看望先生,整个印社无一游人,先生孤寂独处营业部,袖手看天,借用一句李易安的词,真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我与先生相对默然。不惟如此,先生为印社费心尽力,苦挣维持,但却在1964年冬停了他的津贴,叫他在家“养病”,无需再去了。

逆境中的登安先生(之四)

约1970年前后,我陪侍一位长者游湖,长者亦金石爱好者,自必游西泠印社,登山至山川雨露图书室营业部,见玻璃柜台中有印多方供售,长者一眼相中石章一方,标价二元,取出一看,是一方白果冻,有酱油纹,吴厚庵(朴堂,登安先生同门挚友)刻面,蚊头小楷边款极精,长者亟付款购归,喜不自胜。次日持往韩师处请鉴赏,韩师眼睛一亮,问知系从印社购得,又问知价款后,击桌长叹一声,我请问其故,先生骂曰:“瞎了眼!”

逆境中的登安先生(之五)

登安先生自1964年冬离开印社,一年半以后发生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印社一批红卫兵上门“革命”,“封建余孽”、“反动文人”、“国民党分子”之类的帽子都是现成的,他们也有一份清单,指名点品要先生的全部手刻印存一百多本,毛主席诗词印全部,刻刀全部二十余柄,空白印稿纸、未装订的印存、自用印章、未刻印材、工具字书、前人印谱、少数近人字画、信件、日记等装箱运走(实际尚不止这些东西,然而都既非文物,亦非财物),另有少数近人字画及四五百种旧的木刻水印笺纸、信封、金石拓本则付之一炬。最主要的还有登安先生摹辑的《明清印篆选录》手稿,当天没有运走,第二天叫登安先生的女儿送上门去的。

说起这部稿本,是登安先生自20岁开始,凡见有明清印人的印篆(自文彭起至赵叔孺、王福庵),审别真伪,去疑存真,慎重取舍,手自摹录,部分还是原拓印蜕剪贴,至1966年历时已四十多年,积稿岂止盈尺,编成12卷,是登安先生毕生心血所聚、被抄诸物中最关切的一种。次年,被抄物部分归还,但未有此部书稿。先生的愿望,是想集中明清诸家的印篆以作为一种篆刻艺术的参考工具书,这在印学界还是一项空白,他说:“为人在世总要对后人有点贡献。”他不想从此书获得名利。他又说:“我的小辈都不通此道,我的一切东西也都带不到钢板上(指殡仪馆火化)去的,只想取回来再作一番清理补充,最后还是要无条件呈献归国家所有的。”为此,先生想起了一位被称呼为“曼工”的上海市上层的领导同志。这位同志也爱好风雅,前些年到杭州时主动下交结识了先生,据说对先生是十分崇钦、重视和爱护的,在杭州还有他的很多旧部下,说话是有影响的。如果能有这位同志来说句话,很有希望将《明清印篆选录》稿本拿回来。先生即通过一位在上海的与曼工相熟的朋友向曼工求助。曼工很表关注,答应过问此事,顺便的就请这位朋友向先生求索作品,先生当然遵命,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年复一年,有求必应,自1966至1973年,七年过去了,世事难料,中断了音讯。直到1976年先生仙逝,书稿仍未归还,话也没有一句。

先生未及见到“四人帮”之覆灭,书稿几经周折,至1982年方落实政策,虽然归还,仍使人抱憾于何不早在先生在世时让他看到,致终使先生四十年心血,九年半期盼,失望而逝,含恨终天。

逆境中的登安先生(之六)

登安先生自1964年冬离开了印社,迄未再去。1970年我致信先生说:“六年不去印社,真是放得落!”先生复信说:“批评得对,质问得也对,我自己也应这样地自我批评和质问。”他以自嘲的口气说:“印社是清末的一批封建文人,不满当时的现实组织建立起来,……幸而‘文化大革命’给我冲击出来了,社的亭、馆、楼、阁……应该为无产阶级作住所,床榻纵横,炉灶杂陈,昔日悬挂封建字画文物等等者,今日男女衣裤,尿布飘扬;花木解放,不加修饰摧残,这一革命行动都是正确的。”又说:“对我个人来说,由于1964年秋即已离开,绝未预闻其事,……我的长子在1959年春节病故某室,触景伤感,不想重莅其境也。”

先生自幼爱西泠印社,又以大半生为印社尽力,至此竟至六年不涉足,甚至不想重莅其地,于此可以想见先生在当时的心境是受到了何等的创伤,不禁为之一哭!

韩登安2.jpg

登安先生篆刻作品

油石换虫草

登安先生患肺疾兼气管扩张由来已久,自1954年冬开始大吐血,历年冬季或辛劳过甚,时发时止,发时大口狂涌,或痰中带红,气喘乏力,痼疾缠身,难以根治,先生多年间就是在与疾病不断斗争中度日。1971年有无锡某药厂生产了一种“气喘气雾剂”,是一个小瓶内贮药水,气喘时将小瓶顶端一掀,有气雾喷出,吸入咽喉,可以缓解。当年老百姓经济情况普遍较低,此种气雾剂在上海有药房零沽供应,价格比连瓶买当然合算,先生用下来有几只空瓶,沪杭常有人来往,即托带来沪,由我沽后托人带杭,如此循环往复,持续数年不辍。

先生之病主要在肺,传统治疗有“冬虫夏草炖老鸭汤”一方。冬虫夏草物稀为贵,先生何来余钱购办,不得以将精磨刻刀用的一方瑞士产天然油石(钟表师傅必备此石一小块,以瑞士产的质量最好,价格昂贵;美国产的次之;解放后国内亦有油石矿发现,但质量差),杭州没有人要,连同原装盒子(证明系瑞士货)带上海嘱我代他卖掉,我将油石拿到中央商场卖了人民币14元,当时已很满意了,将款汇杭,解决了一时需要。以此一端,即可窥见当年先生的窘况。

登安先生晚年刻小印

人之近视眼者,总被认为是视力上的缺陷,但我发觉凡近视者,能做精细的手上工作。篆刻家中之至晚年仍能精刻小印者如高络园90岁仍能刻印;吴朴堂刻印面精细无论,其边款字尤小于芝麻而字字工整无一败笔;登安先生尤为佼佼者,他64岁时刻一印赠我,印面白文四字,方仅6毫米。先生69岁时刻过二方大印,一64毫米方,一57毫米方。又刻了二方牙质小印,一系4×8毫米长方,细朱文“古佛”二字;另一系三圆联珠印,每圆直径4.5毫米,细朱文“金居士”三字,笔画皆细如蛛丝。他说:“刻巨印说明我的手未坏,刻细印说明我的眼睛未瞎。”70岁时又先后刻了共10方小印(其中最小一方朱文“登安”二字,印面小至3.5毫米,即为一粒绿豆大也),当年他将自用小印50方集为一册,共拓若干本,是为了分送给他七十岁诞辰送过寿礼的亲友学生作答谢的,我也承赐了一本。于此可见近视眼亦有其优势的一面吧。

邵裴子与登安先生之交谊

杭州邵裴子先生(1884—1968),学养高深,历任教授、大学校长等职务,爱好书画篆刻,与登安先生有40年之交谊,先生之受文史馆聘,系由邵之推荐。邵请先生刻印最多,据先生告,“邵对印极深研究,不易对付”。邵所用印有二百多方,请先生刻者六十余方,远较其他名家为多,此亦先生得意处也。

登安先生与林葆佛之师生情谊

登安先生自幼勤习文字书法,年方弱冠即入浙江省议会任文书、书记等职。该议会后演进为政务委员会、浙江省政府,先生服务其中,先后历26年。

抗战时期,浙江省政府内迁,初至永康方岩,在那里先生收了林葆佛为学生。林是福建闽侯尚干镇人,该镇有人口千余户,皆姓林,昔年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二·七”大罢工革命烈士林祥谦都是尚干镇人。林葆佛因其父与登安先生有交谊,得以拜先生为师,所以先生戏称自己是林葆佛的“阿叔先生”。林葆佛人极聪明,也勤奋肯学,数年之间刻印已大有韩师印风矣。解放后林定居杭州,因家累颇重,弃印从事美工。我见其刻印工具极马虎,笔筒中锈刀二柄而已。记得他某次去上海,回杭前在一友家晚餐后等候去火车站的一段闲暇时间,见桌上有寿山石印材一方而无刻刀,即取铁钉一枚,随手刻藏书印一,颇为工整。上世纪60年代返里为镇上办了美术工艺厂,甚兴旺。1986年因病去世,年仅67岁。韩先生在世时,林时或去临安里探望,既是世交且为师徒,是韩师早年得意门生也。

登安先生乐于手工

登安先生刻印数十年,他的指腕锻炼得极为有劲,不但刻石章不费力,刻牙章乃至刻水晶、刻玉,都凭手劲功夫。记得一次从信中寄一印花给我,附言说:“水晶质,钻头(指钻石尖头的刻刀)开路,钨钢刀硬入。”

他的刻刀有象牙柄、红木柄、竹柄,都自镶刀头,再加刻铭文,作为手艺一乐。一次我送了一块约七八斤重的青田石坯给他,过不几天,他刻了一方图章送我,连款即刻“某某以青田原石见遗,即以其石治印为报”。对他来说,治象牙亦非难事,一次将一方象牙巨印一剖为四,将其中一方刻赠给我,规矩光挺,至今为我最常用印。刻石规印,尤不在先生话下,他送我的印有作桥钮的,有一方是三个桥钮“叠罗汉”的,都是先生手制。先生还和我讨论过“做包浆”的问题,最令我叹服的是1970年他送我的一个白瓷调色盘,长方形内分大小五格,据告原是高野侯先生用的,送给了先生。先生很为宝重,觅了二块梨木,自己动手制成天地盖座,严丝合缝,盖内座底都挖“塘子”,形制十分规范,都是用圆口刀一刀刀铲出来的,面和底用砂纸打磨光平,下加四只曲尺形的脚。盖上加刻篆书铭文曰:“风云壮采,山水清音,点染烘托,隐见天心,辋川兴发,如闻微吟”,落款“辛丑花朝节元燕铭登安制”(元燕姓薛,是清末杭州知府薛时雨的侄儿)。由于此盘原为高野侯先生用过,1975年我持请高络园老人在盖内题字,高老拟成辞句示我,略谓“此先仲兄所曾用,辗转归某某,嘱余为记,具见珍视之意云”,但以手颤未书。次年老人遽归道山,题辞仍虚,我录纸贴于盖内以留鸿爪。此调色盘至今为我所珍用,盖有三位先辈遗泽在内,最足纪念,故附记于此。

棕老虎失而复得

凡玩古董鉴藏家,刻印章金石家,莫不备有棕帚一只,俗称“棕老虎”,其用途不待赘言。

棕老虎价值不贵而以久用多年棕丝光滑者为贵,登安先生旧有一只棕老虎是先生的祖父的祖父传下来的,熟极熟极,十分得用,抗战时失去,惋惜不置。先生随机关内迁到浙东后,暇时自己做了一只,终不如旧物的好。胜利回杭后,有一友人得到旧物,送还先生,珠还旧主,真是难得,先生用之得心应手,亦是一桩快事也!

四瓦斋

登安先生篆印印文广采博收,故收藏金石拓本颇夥,亦有实物小品之类,文人爱赏,陶情冶性所不免也。

先生有一西安学生方胜,旧藏秦汉瓦当数件,于1975、1976年分二次共四品奉赠给登安先生,因不便邮寄,托人从西安带上海交我转带杭州。四瓦中二品为文字“永寿无疆”、“长乐未央”;二品为花纹图案。先生收到后十分高兴,因自被抄后,容膝楼中大约以此为长物了,先生乃又命其小楼曰“四瓦斋”,又刻“登安藏瓦”小印钤于拓片上。

登安先生不弃庸愚

我自上世纪50年代初蒙登安先生录为弟子,当时先生尚在管训班学习,我亲灸就教的时间很少。1953年管训班结业,先生回家,而我却于年底迁居上海了,于是平日就仗通信求教,即使去杭,拜访先生的时间也是匆促的,因此我的学习时作时辍,少有进步,所以曾蒙先生刻赐一印曰“勤于晒网”。

1971年1月我去杭,拜望先生,那天先生兴致很高,留我午餐,还喝了些酒,餐后复上楼小坐,先生从他的廿余柄刻刀中仔细拣出二柄交付给我说:“这二把刀是我平日常用的,你拿去用吧。”又取出长方形白瓷调色盘一个,配有天地盖座(盖上有铭文,此调色盘有来历,见另文),又紫砂笔掭一个,一起赠给我,说:“这些都是你用得着的东西,我用的时候不多了,还是你用下去吧!”语气之中简直有托付之意。我是一个最不成材的学生,蒙先生如此勉励,真是愧惶无地,感慨万分,当即敬收了下来带回上海。我此后虽然无成,但先生所赐这些用品是属我永远宝用的东西。

临安里

登安先生旧居临安里14号位处旧钱塘门内,弄堂东口出西大街即现在的武林路,西口出龙游路,房屋不大,建筑亦很一般,优点是距六公园、里西湖、延龄路都很近,交通方便,闹中取静,生活工作皆宜。先生通常清晨五时起身,往六公园或断桥一带散步一小时后回家早餐。

先生自离开印社,平日在家刻印作书,登其门拜访的除亲朋好友、同道学生之外,慕名求教、求书刻的访客亦不少,某年先生作了约略统计,一年中接待来客120余人(陪同者不计),1030余次,繁忙辛劳可以想见。

先生去世后,师母携公子迁居武林门外,临安里我未再去。前年我特再一顾其地,从龙游路西口入,尚依稀有旧貌,越往里走越见狭窄,两旁都有违章建筑搭出,至东口更有一家饮食店在弄内做了作场,通道狭至仅一公尺多,14号先生故居竟不可辨认了,看后为之伤感不已。据我的想法,先生颇足当一代金石书画家、文化名人之声望,他的故居照理可以算得一处纪念遗址,我们政府文化部门及西泠印社何不予以关注?应该将故居好好保护修缮,办一个纪念馆是办得起来的,对向来崇敬韩先生印篆书画艺术、道德文章的广大爱好者和后学者有一处瞻仰学习之处。有此愿望的必大有人在,但不知有实现的可能不?

作者简介 章国霖:韩登安先生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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