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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篆书八言联(图文)

来源:《中国书画报》    点击数:    文章作者:朱燕楠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常州武进人,学者称其为茗柯先生。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精于《易》《礼》,擅长古文,兼擅篆书。后来他授馆于金榜家,得以通过金榜结识邓石如。张惠言本人善篆书,与他曾经句邓石如学习篆法不无关系。他曾言:“余之知为篆书,由识石如。”张惠言对邓石如篆书成就评价甚高,认为他“振艺林之绝尘,追轶轨于秦始”。

张惠言此副篆书八言联纵 126厘米,横25.5厘米,纸本,现藏于常州博物馆。张惠言的诗词誉满夭下,且著有《词选序》《词选》等。其书法作品比较少见,此篆书书联就显得弥足珍贵。此副书联释文为;“上古下今,所思不远;诵经绎史,其乐在思。”款署“张惠言”,钤“皋文”朱文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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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对联整体结内平整开阔,章法布局端庄大气,字间关系和谐且相互协调统一。张惠言在结体把握上、在字间结体关系的处理上都颇为恰当,比较能够突山此副书联端庄舒朗的整体气质。张惠言所生活的年代,篆隶之风在形式发展上正在进行巨大的转变。在形式上,旧的篆书风格逐渐受到新风格的冲击,特别是一批敢于创新的书家的出现,为当时的书法圈注入了新的血液。张惠言虽然不算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书家,但也足以算得上是独辟蹊径、个性突出的书家。他在单个结体的处理上以方为主,方圆并用,字间结体偏瘦长,字迹清秀端庄、横平竖直,非常富有字间的节奏感。字间结构比较统一,在平稳中正的基础上做到了每一个笔画的清晰精准。对笔画简单的字,比如“上”“下”“古”“今”等字,结体外理得偏方,强求布局疏朗开阔,不做其他矫饰的处理。对干笔画多的字的结体处理,尽量做到结构严谨又有区分,比如“诵”“经”“绎”“乐”等字笔画虽多,但并不杂乱,将上下或者左右的结构先交代清楚再进行笔画的搭接,显得非常整体。以往的书家固守铁线玉箸之分,过分强调工整秀丽,而忽略结体本身的创新之美。而张惠言时代的书家在用笔安排上已经开始将其对篆书的革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再像之前书家那样强调光洁统一、末尾处借助烧毫截锋,使得单个字出现一气呵成的效果。张惠言更多借鉴了邓石如篆书的特点,用笔灵活,不再求疾求快。因此,在横画和竖画的安排上,再加上圆弧的笔触,通篇看起来非常有行云流水般的音乐律动感。比如“所”“经”“思”等字,有部分笔画呈转折的弯曲姿势,显得秀丽而委婉。在用笔上用力均匀,起笔时用力略强,在运笔书写中尽量控制手中的力度,收笔处稍作停顿,略作收笔,形成一个圆尖的笔触效果。仔细端详此书联,张氏的书写是非常认真从容的,总体以中锋用笔为主,笔笔肯定,但是局部笔画亦有侧锋用笔的参与,比如“所”字的竖画应当是侧锋用笔的结果。在用墨的处理上,由于用笔力度上的均衡,墨色没有太多浓淡的变化,这可能也是困囿于篆书书体,并且在书风变革中很多变化有待于更多的书家去丰富。

张惠言在篆隶书上另一大受人称赞的贡献则是他算得上是邓石如的“伯乐”。邓石如离开江宁,游寄山水时,张惠言见得其作品,大加赞赏,并且将其推荐给了当时的名流金榜、曹文敏等人,这对邓石如的书风被接受都是极有益处的。乾嘉时期的学者多爱好金石碑版的搜集和著录,学者们在治学之余多留意书法,也经常一同探讨金石碑版,这对篆书新风的形成颇具影响。乾嘉时期的书家多以学者的身份示人,其书法作品也多作为学者之间的互赠墨迹而寄友情于其中。就其文字内容来说,大多与研讨学问有关,或者是其本人矢志学术研究的决心的流露,或者是对朋友学问的肯定和赞扬,这就与某些纯粹的书家专门注重笔墨趣味的书法作品迥异其趣。张惠言的此副篆书八言联从其内容来看,也正好印证了作为学者,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对自己墨迹文辞内容的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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