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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吴门篆刻史研究三题(中)(图文)

来源:书法报    点击数:    文章作者:陈道义

二、沈德潜的印缘

沈德潜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他是否刻过印,不得而知.但他的经历却与篆刻多有缘分。因其晚年文运亨通,在吴门乃至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举足轻重,地方文人篆刻家及其他印人也多乐意攀附,所以他的言行、用印品位以及对篆刻的评点等对吴门篆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沈德潜(1673一1769年),字镐士,后改字归愚,长洲人。少时贫苦而有志于诗,22岁中秀才,之后时运不佳,直到66岁始中举;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人翰林,从此平步青云。因深得乾隆帝赏识和青睐,并受赐匾额“诗坛耆硕”,从而名满天下。

沈德潜青年时曾受到诗坛前辈王士祯等人称许,27岁时拜大诗论家叶燮为师,先后组织“城南诗社”和“北郭诗社”,推动了家乡的诗歌创作。晚年掌教苏州紫阳书院,培养出王鸣盛、王昶等突出人才。沈氏作诗论诗讲“格调”,与王士祯主“神韵”、袁枚主“性灵”构成当时诗坛鼎立的三大诗派。清代中后期文学界盛推沈德潜,如舒位撰《乾嘉诗坛点将录》奉之为“托塔天王沈归愚”,列为第一,可见其总领诗坛的地位。同时期的袁枚在《赠归愚尚书》诗中也称颂道:

“手扶文运三朝内,名在东南二老中。”

沈德潜在文坛的声望隆高,与印章的缘分也不浅。一因其时文人用印已相当普遍(如信札、书画作品等),而且颇有考究;二因许多文人自己刻印已成为一种雅好;三因刻印者集拓印谱乐意请名人作序写评论等。具体说来,沈氏印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名字与古印有关。据《长洲沈德潜归愚自定年谱》记载:

“(康熙)十三年,甲寅年,二岁。周岁日,先祖(祖父沈钟彦)买图章二方一‘沈潜之印’,一‘玉堂学士’,心窃喜,于潜字上增一德字,因命名日德潜。”

文人嗜印,由来已久。自唐代收藏印广为应用之后,宋元文人多与篆刻结下不解之缘,除了自用印要备多枚以外,如有人获得古印,则必邀同好共赏,甚至为其吟诗作赋。如元于吴郡陆友仁得白玉印,其文曰“卫青”,临川王顺伯定为汉物,著名文人、奎章阁学士虞集作《赋卫青玉印诗》,礼部尚书泰不华作《卫将军玉印歌》,还有侍讲学士揭溪斯也作《题姑苏陆友仁藏卫青玉印》曰:

“白玉蟠螭小篆文,姓名识得卫将军。卫将军,今何在?白草茫茫古时塞。将军功业汉山河,江南陆郎古意多。”

又如元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杨维祯专为吴门篆刻家朱珪作《方寸铁志》,说朱珪喜为人刻印,遇茅山外史张雨,外史赐之名“方寸铁”,张雨亦是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期间还有元代著名文学家、学者昆山顾阿瑛的题记,之后又有天台元鼎,河南陆仁、淮海秦约、陇右邾经、钱塘陈世昌、云间陆居仁、云门张绅、吴门吴宽等所作赞美朱珪篆刻的诗、颂铭。留下千古佳话,并为明清文人流派篆刻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前有人根据所得古印而改名的,如明代汪关,原名汪东阳,因于吴市得“汪关”铜印,遂改之;也有因古印文字内容而取斋室名号的;还有“名同古印的,如朱象贤在《印典》卷第三中记载:

“徐元懋云:予家藏古铜印,有一龟钮者,其文曰‘子实’,古且拙,意其为汉物也。嘉定一友潘士英,字子实,以此赠之。吾苏刘尚书缨号铁柯,杜御史启偶得一古印,亦曰‘铁柯’,因以赠之,往往有相同者。”

但像沈德潜这样取名时直接与古印有关,较为少见。日后沈氏后为施一山作《古铜章歌》,或与其因印取名有关,歌曰:

“云烟过眼十七朝,此印苍凉阅人代。应有精灵永护持,历透尘劫常不坏……鸿文高隐师往哲,人与古印同千秋。”

其二,与部分印人交往密切。

 沈德潜除了纳印史专家朱象贤为弟于以外,在其《归愚文钞》中记录印人徐夔、袁三俊踪迹最多。

 徐夔(1676~1725年),字龙友,长洲诸生,清汪启淑《续印人传》中第一人。龙友素性伉爽,能面斥人。年四十余,孑身走京师,不屑时趋,不向贵人门投刺,时论高之。龙友既目空一世,世亦目龙友为狂生,群起而毁之。独居旅邸,至炊烟不续,困而归,乃自悔其北游之大谬也。龙友生平于学无不窥,喜览典籍,诗文卓著,慷慨有燕赵声。著有挹爽亭诗集》遗存,沈德潜为之序。沈氏23岁始与龙友定交,定交12年又与龙友等在吴门结“城南诗社”,后忆起每以为荣。故曰:

“予交徐子龙友垂三十年.中间略无阙忤。道既同,又以交最久,不相垂隔也。乙已年(雍正)三年,七月,闻徐子龙友殁于广南,失一良友矣。”’

 沈德潜对徐夔比较推崇,又曰:

“龙友天分高,学古歌诗、杂文在予后,而成就远出于予……古文骈俪语皆得体。金石篆刻独出冠时,无识与不识,皆知其工。然予恐世以艺人目之,而忘其学殖之厚也。”

袁三俊,字籲尊,号抱瓮,吴县人,居苏州;葑门,著《篆刻十三略》。其生卒年,以前论著均署不详,或注“约活动于康熙到乾隆记载,袁三俊卒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原文曰:

“(乾隆)十八年,81岁。八月,袁君籲尊来,予谓予生平知己惟徐子龙友、李子芥轩、翁子霁堂、周子迂村……暮年常聚惟吾两人矣。时月之晦日,乃别去三日而籲尊暴卒。”

沈德潜又作《祭袁籲尊文》:

“呜呼哀哉!人之痛伤莫如长别,或暌经年,或隔累月,而我与君分襟三日,消息传来,伊人奄忽……君才多能,篆刻尤工,出入秦汉,追琢金铜。顾苓擅长,艺中犹龙,君得正传,仰希前踪。此虽余事,亦足称雄。”

 接着便回忆两人少儿时比邻而居、“我忧君忧,君喜我喜”的生活情景,情真意切,语气感人!最后写道:

“十载归来,重经阡陌‘我已耄龄,君亦头白。我怀故乡,经营新构。如鸟归巢,地惟其旧。旧人无存,惟君同臭。钓斯游斯,童时今又。而胡溘然,遽辞世宙。鸣呼衷哉!”

由此可推知,袁三俊生年与沈德潜不上下,应在1673年前后。

沈德潜与吴江篆刻家张锡珪(字禹怀)也有交往,而且深为赞赏禹怀印,作《题张禹怀印谱序》,并推崇文彭,顾苓一脉。据现有资料统计,沈德潜为篆刻家或文人裒辑印谱作序的还有:《飞鸿堂印谱序》(汪启淑辑)、
《坤皋铁笔序》(王玉如刻,鞠履厚补)、《西京职官印录序》(徐坚刻)、《阴骘文印谱序》(邢德厚刻)、《墨花禅印稿序》(释续行刻)等。

其三,以诗之“格调说”论及印学。清初周亮工在《与济叔论印章》中有“明诗数变,而印章从之”之论,说明了篆刻艺术的变化必受到同时期文学艺术思潮的影响。周氏认为,漳海黄子环、沈鹤生以《款识录》人印,完全不顾古法,以变文、何旧习,可与诗之‘公安派”相比;而”刘渔仲、程穆倩复合款识、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欲以推到一世”则可与诗之“竟陵派”相比。沈德潜倡导作诗讲“格调”,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之“中正和平”的作品即以儒家诗教作为最根本的诗歌品格的标准,以人之品格、学养决定诗之品格。这与此前诗坛的“公安派”、“竟陵派”不同,也与其同时期的“神韵派”及稍后的“性灵派”有别。沈德潜论诗的“格调”说,强调“学古”和“论法”,成为主盟,故而其品印亦归之于有法可循。他在几篇印谱序中多次提到:

“谈篆刻者必以秦汉为宗,犹论文者必准则左史,论诗者必讨源风骚,论书画者必问途钟张吴顾诸家也。近日篆刻家但工妍媚,不及淳古,而故作怪异者,又橅形似于剥蚀坏烂,致尽失古人之由”之类。

 我们观其自用印亦当略知一二(图1)。

沈德潜68岁以后恩荣皆至,诗名远播海内外,97岁段后10年,却因“一柱楼诗案”而被牵连,遭毁祠、仆碑之祸。然道光八军(1828年),沈氏被贬后50年,他的肖像又出现在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内,题曰:“诗坛耆硕,黜浮崇雅;福过灾生,埋忧地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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