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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周篆刻艺术简论(一)(图文)

来源:书法导报    点击数:    文章作者:徐畅

徐新周是近现代篆刻史必须提到的著名篆刻家。他是吴昌硕的入室弟子,在日本影响很大。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的《别卷》(篆刻卷)在清代篆刻家专题中为他专设一栏,对他的评价很高。

一、徐新周的师承与印艺

徐新周(1853-1925),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字星舟,别署星州、星洲、心周、星周,以星州最常用。所居曰陶制庐、藕花盦等。其幼而嗜古,尤究心金石,见吴昌硕所作印,私心倾佩,得缶翁俞允,遂南面执弟子礼。吴昌硕自1880年起常活动于苏州,1882年定居苏州,1911年辛亥革命后最后定居上海,其间多居住在苏州,新周何时执弟子礼尚无资料证明,待考。

新周年比缶翁少9岁。能作四体书,小篆、汉隶意味简古严正,讲求前贤法规。篆刻师事吴昌硕,时人谓之“星周入师门,且能入室操戈。”是说其逼真恩师规模外,常喜以汉碑额入印,线条较方折匀称,不若缶翁之浑厚态肆,然亦风神自具。边款亦然,甚得缶翁法乳。“偶作圆朱文印,盖应求者之请耳。新周在上海悬例鬻印,取值不昂,求者踵接。日本人士游沪者,莫不挟其数印以归,是以其印在东瀛流传不鲜。徐氏临仿缶老治印,称得上是维妙维肖。连行家里手也分辨不出孰是孰非。以致于日本金石篆刻界直指徐氏为“缶庐第二”。其实,缶翁晚年以忙于书画应酬,又限于目力,也因年老有臂疾,痛疼不克遂使腕力不济,故润格太高,四方求印者,由新周代刀为多,可见缶翁对他的信任与器重。“凡代刀之印,缶翁多先篆稿,最后略作修饰,并亲加边款。亦有连边款悉由星州代劳者,如《苦铁印选》中之《高聋公留真迹与人间垂千古》一钮即是。”也有缶翁落“大聋”穷款后,又由星州再刻“光绪丁未(1907)冬月星州刻”,如《眉盦》(图1)一钮即是,新周时年55岁。《楚锾秦量之室》边款:“景张得楚锾金、秦鞅量,希世珍也。嘱俊卿刻印,时病臂未瘥,为篆石,乞星州为之。老缶,戊申(1908)六月。”《金彭》(图2)一钮,印风特立,与缶翁的其他印风迥异,倒与徐新周中年的印风相近。边款文字稚嫩,注明“苕上吴俊卿篆”,惜未纪年,应是缶翁篆星州刻的印作。尽管我们可以确定的徐新周代刀之作不太多,有明确年款的更少,但我们可以确定:光绪丁未(1907)前后是新周代刀的濒繁期。

20世纪20年代前后,篆刻界有“南徐(新周)北陈(衡恪、师曾)”之说。蔡守于1934年在香港《华字日报》连载《印林闲话》时,论及缶翁弟子,也多次说到“南徐北陈”:“吴苦铁……所作印亦脱胎石鼓,规模秦汉古玺,旁通碑碣、吉金、残陶、古砖、瓦当、封泥各文字,弘其意趣,而以刀纯浅刻独得一种古拙朴茂之致,直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致流风所播,蒸为习俗,同时印人莫不摹拟缶庐以合时趋。在南则以徐星舟,又署新周;北则以陈师曾。其佼佼者。”(引自蔡守《印林闲话》谈月色手抄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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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周中年“代笔”是事实,部分印作“神形酷似缶庐”也不错,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对于他的艺术个性和艺术见解应作具体分析。

笔者以为:综观徐新周的篆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学习期、变革期、成熟期。分别以57岁和66岁为分水岭。

宣统元年(1909)徐新周57岁,此前,风格尚不明显,多为临秦汉印,如《严信厚印》、《周庆奎印》等印作。或有乃师的面貌,如《竹洞旧门楣》,边款署“缶师法”(图3),虽未署年款但应是早期仿师之作。57岁以后,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如《老兰填词》(1909年,图4),取汉印方折用笔,劲挺爽利,与缶翁多用圆转少用方折,即用方折也多残蚀,有苍芒浑劲之气的风格迥异。《炽君》(图5),仿陶器印迹布白,疏密对比,朱白自适,已见变法之端倪。

民国七年(1918),徐新周时年66岁,是年是他的创作旺盛之年,也是他篆刻艺术水平飞跃的一年,大量的印作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唾面自干》(图6),《睡仙》(图7)两白文印用边框,与缶翁风格相径庭。《存吾春》,金文入印,作古玺形式,颇有黄士陵的作风。《蛟龙皆非池中物》(图8),圆朱文,缶翁印作中未见此风格。《目耕》(图9,“耕”之古文作“畊”)等印作古玺布白,两字大小、轻重、疏密对比强烈。《游心》,用石鼓的“斿”(“游’的本字)字,配以介于大篆小篆之间的“心”字,空灵而活泼,留红生动可爱(图10),《因物成务》(图11),陶文入印,文字大小、轻重、疏密对角呼应;笔画有粗细变化,显示了书写笔意。《穷六义于怀抱》(图12)圆白文入印,用笔圆转而布白缜密,风格特异。《收百世之阙文》、《听其声不如察其形》、《幼体兰石自然之姿长膺清妙孝友之行)(图13),《奇石作良友名花当美人》等白文印,小篆入印,皆取横势,圆转缜密,兼取吴让之法。《气霁地表》一印用汉碑额款式,也是一种尝试和创新。《重亲致欢曹景完》(图14),三行布白,行气的宽窄均不同,有《侯马盟书》的韵致,是为创新。《游山泽观鱼鸟》(图15),《大象无形》(图16)等阳文印则以小篆为基调,参以象形文字规整化,如“鱼”、“鸟”、“象”等字都是借助于甲金文字加以变化,增加了灵动活泼之感。这种精丽风格的印章在缶翁的印作中是难以寻觅的。《优游自得》(图17)以朱文汉印的模式发肃穆典雅之气。《学海》(图18)朱文印则得力汉金文,劲挺华滋。吴昌硕以石鼓文为根基,参以小篆、缪篆等书体为元素,以圆润为表象,以浑厚为气质。徐新周晚期则以小篆为根基,参以缪篆、封泥、碑额等文字意趣,以方折劲挺为表象,以爽利为气质,与缶翁印作风格特异。上述作品都游离于吴派的范畴之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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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印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中缶翁所刻小印多在0.9厘米以上,0.8厘米的仅见两枚,而新周却能刻“极工极小的印”,最小的都在0.7厘米见方,给蔡守刻的一批印中就有多枚。下文将详述。徐新周边款或简或繁,繁者数百言,简者仅“新周”、“星舟”、“心周”,或“星州”两字,多用楷书。早期与乃师相似无别,几不能辨(见图I、图2)。中晚期后,雍荣华丽,小字皆能清晰,风格与缶翁迥异(图9等)。徐新周刻款,隶书(图19),行书、小篆(图20《干禄无疆》、图21《万物之母》等边款)皆能。但用缪篆则是他的创新和自家风范,如《性合元和身齐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图22),《虚心实腹弱志强骨》(图23),《无道人之短无论己之长》等印的边款,都是取圆笔的工整秀丽的缪篆。

缶翁刻人物佛像线条简约精炼,大写意的线条颇多传神,如《虚素》(图24),《明月前身》、《破荷亭》等印印侧的阳文图像即是。新周刻佛像、人物、动物,则用浅浮雕阴线钩勒,如摹汉不其令董君阙、《能事不受相促迫》、摹唐普乐寺造像一躯(图25),《难将一人手掩尽天下日》(图26)、肖形(牛)(图27)等皆取汉画像之精蕴,又是一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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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翁、新周用刀不同,新周多用冲刀,故线条“方匀坚实”,峭拔劲挺,不若乃师之“浑厚态肆”。不论印文或边款,新周再小的字都能清楚整洁,应该是薄刃深刻,与乃师之“纯刀浅刻”的意趣又有不同。如比等等,说明新周晚年巳跳出了师门的巢臼,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因此,我们仅仅用“缶庐第二”,“神形酷似缶庐”,“缶庐的代笔(刀)者之一”来评价他,显然有失公允,也使我们进入了一个误区。

《近代印人传》记吴昌硕曰:“四方求印者,多委得意弟子及其子臧龛(昌硕次子吴涵,字子茹,号臧龛)代庖,星州捉刀尤夥。”吴涵年廿八游宦江西……民国以后又先后服官山西、黑龙江等地,1922年返沪,缶翁时年78岁。1927年夏,偶感小疾,遽尔逝世。为其父代刀必在这五年中。郑逸梅《艺林散叶》中说:“吴昌硕刻印,七十后由徐星洲代刻,八十后由钱瘦铁、王个簃代刻。”可能不确,前述《眉盦》一印是光绪丁未(1907年)为缶翁代刀,缶翁时年63岁。蔡守《印林闲话》所记:“吴六十后,凡有求印者,亦必言明只可自己摹印,而嘱徐新周奏刀。”最为符合实际。

但是可以说明曾有四位门人先后为缶翁代刀,徐新周是最早的代刀者,后期不代刀或少代刀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学者评其印风曰,“……意味严正不俗.多得方匀坚实、苍秀并健之趣,而不似缶翁的浑厚雄恣。”(自申生《真气弥满,神采华章—吴昌硕流派印风》)评价最为中肯,已表述了新周晚年不似缶翁的观点,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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